六农妇口述：艾滋病感染史
艾滋病公益检测网2010-10-01
上世纪90年代，鄂西北的均川镇曾有成批的农民因生活窘迫而外出卖血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幸遭到艾滋病魔的袭击。在抗击艾滋病魔中，那些曾感染上艾滋病的农村妇女命运如何？有人告诉我，要了解艾滋病农妇就一定要采访镇医院的夏治华医生。
我如约到达镇医院艾滋病人的“温馨家园”，向夏医生说明来意，夏医生说：到如今，还没有一个人和机构来我镇专门调查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况，艾滋病妇女确实是一个特别要关注的群体，过去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还比较低，现在呈逐年上升趋势，我镇农村妇女感染的比例大约是100名艾滋病人中大约有42—43名女性，感染的性别比与全国、全世界基本接近，而且妇女是受害者多，妇女感染极易引起母婴传播。
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，他答应了。
我面前坐着的六个艾滋病妇女，当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，她们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：?
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，他答应了。
我面前坐着六个艾滋病妇女，她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，而且都很大方，毫不忌讳她们的身份，如果不是在艾滋病人的“温馨家园”，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她们是一群艾滋病人。刚开始，我小心翼翼地和她们交谈，尽量不涉及到她们的姓名和住址，没想到，她们在谈话中很爽快地自报家门，并将她们的姓名、详细地址乃至家庭电话号码都逐一告诉我。当她们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，一个个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：
本珍：“我今年35岁，是1993年—1994年卖血得的病，我出生才4个月妈就死了，我的哥嫂狠，我爸当不了家，17岁时我就出嫁了。婆家弟兄六个，丈夫也没妈，我嫁过去时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分家只分了一间旧土砖屋，后来我们生了3个孩子，当时家里困难，3个孩子都要上学，我们也想把屋子换一换，看到村里有人卖血，我也跟着去，那时候村里人卖血真是卖疯了，听到哪有卖血的就剜墙拱洞地往那儿跑，我开始卖血还是到正规医院、血站去卖血，那里消毒比较严格，采鲜血时先量血压、体检，过3—4道关，后来村里有人跑黑道去血头那里卖血，那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有艾滋病，我第一次去见血头，还生怕他们不让我卖血呢，我拎了两瓶酒去见血头，那时湾里也有给血头送礼的，我当初不知怎么就像被鬼迷住了，后来回想起来，我这不是在给阎王爷送礼吗？那时候，黑血头地下采血，只要查出血型就摇浆，黑血头只要血浆不要血清，血浆摇下，然后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，我也不懂，还以为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，我一天输几次血的事也干过，我一次抽2—3袋血，一袋卖20元，后来就染上这种病。当初我只听说卖淫、乱搞男女关系会得病，不晓得卖血也会染病，要是早知道，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去卖血的，黑血头害惨了我们，他们自己也都没有好下场，他们是带头卖血、带头死，听说现在黑血头都已死光了。”
远芹：“我只卖了一回黑市血就传染上了，当时是40元一针，我们村里女的感染艾滋病的至少有10人，都是卖血被感染的。那时候因为穷，屋里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就出去卖血，我原以为卖血没有事，如果晓得卖血会染病，就是给我1万2万我也不会去。现在我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太大，病人眼睛尖，想法多，看到不公平不顺眼的事，气得腿直发抖。亲戚们听说我是艾滋病，都躲着我，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亲戚家帮忙烧火，我做了20多盘菜端到桌子上，可满桌的人都不伸筷子，一个个说：我中午吃饱了，晚上不想吃了，给他们斟酒谁都不喝。一桌子的客人不吃不喝，你说急不急人？我知道，大家是嫌弃我，我急得喉咙直想吐血，于是赶紧打电话叫家里来人用摩托车把我接回去，从此后，我再也不出去帮人烧火做饭了。”
菊花：“我19岁还没结婚就在卖血，我的腿从小就患有坐骨神经病，是个残疾人，没有劳动能力，丈夫也是艾滋病人，女儿上学虽然减免了学费，但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还得自己想办法，所以家里经济困难得很。我想贷款养猪，贷不到钱，银行怕我死了无人还贷款，上级扶贫给我们发救济款，扶助我们盖房子，村里也有人说，瞧，那几个卖血的倒发了，上级拨款扶持我们种袋料香菇，也有人说风凉话，艾滋病人想搞什么都难。现在，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，吃药治病不要钱，对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，我们心里很平衡。我们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，我走出去大伙张一嘴李一嘴，有的人当着我的面说得嘴直歪，走人家，亲戚们也都是给我们搞专门的碗筷，人走后把筷子、碗都甩掉，记者来采访我们，左邻右舍的村民们像看百把戏似的，我们不敢出去见人。”
德玉：“现在，我心中最痛苦的是亲戚们的歧视。我娘家姊妹几个都在城里，妈还健在，弟弟在城里搞建筑，还有小车。过年时，我丈夫到妹妹家拜年，妹夫连门都不开，他们几家开车到我家来拜年，在门前场子里站一下，打声招呼，把礼物放在门口，门都不进就走了，气得我也决心不走这些人家了。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接近我，他们结婚后就走了，连电话也不跟我打一个，有了孙子后，媳妇不要我引孙子，连小孙子的衣服都不准我摸，孙子只要接触我，她就打孙子。我的掌柜的(丈夫)是杀猪的，在村里人缘很好，过去村民们都愿意找掌柜的去杀猪，自打我们夫妇两人得病后，村里人都不愿意让掌柜的杀猪了，就连我的婆婆杀猪也不找自己的亲儿子杀。可是村里有个老书记，他看过报纸后，知道艾滋病除血液、母婴、性生活传染外，其他的途径不容易传染上，所以他一直和我们来往，他家照样请我掌柜的去杀年猪，请我们去喝血花汤，还经常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玩，要我和他们一起打牌，他知道我没钱，就说打牌只画乌龟，不打来钱的，看来懂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。”
韶芹：“我不是卖血，而是被输血感染上的，1999年做妇科手术割子宫瘤需要输血，当时为图便宜，找一个卖血的亲戚输血，没想到被感染上了。家里四口人，丈夫有高血压，全家只我一人得了这个病，提起病我就要掉眼泪，急得我耳朵也听不见了。现在我做生意，西瓜、苹果没人买，理发没人给我理，苹果烂了就没人要，你说急不急人？我得了艾滋病，一个妈生的兄弟姐妹态度也不同，姐姐吓得不敢见我，弟弟非要接我去他家玩，弟弟说，姐，你有病我不嫌你。人们害怕传染，但是每宣传一次，人们对我的态度就好一点，我心里就舒坦一点，街上做宣传活动，每宣传一回艾滋病知识，我心里头就吐一回闷气。”
菊萍：“湾里人都说我是最造孽的人了，我爸卖血染上病已死，我一家兄妹四个都有艾滋病，大姐已死，我是老二，老三是妹妹，老四是弟弟，但是，我没有感到受歧视。前几天，有人到我家给我姑娘做媒，我姑娘没有艾滋病，我当时就打开窗户说亮话，说我们两个老人都有艾滋病，请做媒的人如实转告，第二天男伢就到我家吃中午饭，他长得五大三粗，是个蛮好的男伢，张口就对我说：我不嫌弃您们，我与您的姑娘过一辈子，又不是与您过一辈子。原先人们对艾滋病怕得很，经过反复宣传，现在要好一点，看来还是多宣传好。”
我问在座的几个妇女：“你们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”
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地说：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，我们心里平衡，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，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、领导和医生，还有报纸、广播电视上要多宣传防治艾滋病科学知识，多做宣传广告，多办培训班，宣传多了，人们就不会歧视我们。
我如约到达镇医院艾滋病人的“温馨家园”，向夏医生说明来意，夏医生说：到如今，还没有一个人和机构来我镇专门调查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况，艾滋病妇女确实是一个特别要关注的群体，过去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还比较低，现在呈逐年上升趋势，我镇农村妇女感染的比例大约是100名艾滋病人中大约有42—43名女性，感染的性别比与全国、全世界基本接近，而且妇女是受害者多，妇女感染极易引起母婴传播。
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，他答应了。
我面前坐着的六个艾滋病妇女，当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，她们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：?
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，他答应了。
我面前坐着六个艾滋病妇女，她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，而且都很大方，毫不忌讳她们的身份，如果不是在艾滋病人的“温馨家园”，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她们是一群艾滋病人。刚开始，我小心翼翼地和她们交谈，尽量不涉及到她们的姓名和住址，没想到，她们在谈话中很爽快地自报家门，并将她们的姓名、详细地址乃至家庭电话号码都逐一告诉我。当她们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，一个个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：
本珍：“我今年35岁，是1993年—1994年卖血得的病，我出生才4个月妈就死了，我的哥嫂狠，我爸当不了家，17岁时我就出嫁了。婆家弟兄六个，丈夫也没妈，我嫁过去时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分家只分了一间旧土砖屋，后来我们生了3个孩子，当时家里困难，3个孩子都要上学，我们也想把屋子换一换，看到村里有人卖血，我也跟着去，那时候村里人卖血真是卖疯了，听到哪有卖血的就剜墙拱洞地往那儿跑，我开始卖血还是到正规医院、血站去卖血，那里消毒比较严格，采鲜血时先量血压、体检，过3—4道关，后来村里有人跑黑道去血头那里卖血，那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有艾滋病，我第一次去见血头，还生怕他们不让我卖血呢，我拎了两瓶酒去见血头，那时湾里也有给血头送礼的，我当初不知怎么就像被鬼迷住了，后来回想起来，我这不是在给阎王爷送礼吗？那时候，黑血头地下采血，只要查出血型就摇浆，黑血头只要血浆不要血清，血浆摇下，然后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，我也不懂，还以为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，我一天输几次血的事也干过，我一次抽2—3袋血，一袋卖20元，后来就染上这种病。当初我只听说卖淫、乱搞男女关系会得病，不晓得卖血也会染病，要是早知道，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去卖血的，黑血头害惨了我们，他们自己也都没有好下场，他们是带头卖血、带头死，听说现在黑血头都已死光了。”
远芹：“我只卖了一回黑市血就传染上了，当时是40元一针，我们村里女的感染艾滋病的至少有10人，都是卖血被感染的。那时候因为穷，屋里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就出去卖血，我原以为卖血没有事，如果晓得卖血会染病，就是给我1万2万我也不会去。现在我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太大，病人眼睛尖，想法多，看到不公平不顺眼的事，气得腿直发抖。亲戚们听说我是艾滋病，都躲着我，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亲戚家帮忙烧火，我做了20多盘菜端到桌子上，可满桌的人都不伸筷子，一个个说：我中午吃饱了，晚上不想吃了，给他们斟酒谁都不喝。一桌子的客人不吃不喝，你说急不急人？我知道，大家是嫌弃我，我急得喉咙直想吐血，于是赶紧打电话叫家里来人用摩托车把我接回去，从此后，我再也不出去帮人烧火做饭了。”
菊花：“我19岁还没结婚就在卖血，我的腿从小就患有坐骨神经病，是个残疾人，没有劳动能力，丈夫也是艾滋病人，女儿上学虽然减免了学费，但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还得自己想办法，所以家里经济困难得很。我想贷款养猪，贷不到钱，银行怕我死了无人还贷款，上级扶贫给我们发救济款，扶助我们盖房子，村里也有人说，瞧，那几个卖血的倒发了，上级拨款扶持我们种袋料香菇，也有人说风凉话，艾滋病人想搞什么都难。现在，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，吃药治病不要钱，对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，我们心里很平衡。我们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，我走出去大伙张一嘴李一嘴，有的人当着我的面说得嘴直歪，走人家，亲戚们也都是给我们搞专门的碗筷，人走后把筷子、碗都甩掉，记者来采访我们，左邻右舍的村民们像看百把戏似的，我们不敢出去见人。”
德玉：“现在，我心中最痛苦的是亲戚们的歧视。我娘家姊妹几个都在城里，妈还健在，弟弟在城里搞建筑，还有小车。过年时，我丈夫到妹妹家拜年，妹夫连门都不开，他们几家开车到我家来拜年，在门前场子里站一下，打声招呼，把礼物放在门口，门都不进就走了，气得我也决心不走这些人家了。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接近我，他们结婚后就走了，连电话也不跟我打一个，有了孙子后，媳妇不要我引孙子，连小孙子的衣服都不准我摸，孙子只要接触我，她就打孙子。我的掌柜的(丈夫)是杀猪的，在村里人缘很好，过去村民们都愿意找掌柜的去杀猪，自打我们夫妇两人得病后，村里人都不愿意让掌柜的杀猪了，就连我的婆婆杀猪也不找自己的亲儿子杀。可是村里有个老书记，他看过报纸后，知道艾滋病除血液、母婴、性生活传染外，其他的途径不容易传染上，所以他一直和我们来往，他家照样请我掌柜的去杀年猪，请我们去喝血花汤，还经常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玩，要我和他们一起打牌，他知道我没钱，就说打牌只画乌龟，不打来钱的，看来懂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。”
韶芹：“我不是卖血，而是被输血感染上的，1999年做妇科手术割子宫瘤需要输血，当时为图便宜，找一个卖血的亲戚输血，没想到被感染上了。家里四口人，丈夫有高血压，全家只我一人得了这个病，提起病我就要掉眼泪，急得我耳朵也听不见了。现在我做生意，西瓜、苹果没人买，理发没人给我理，苹果烂了就没人要，你说急不急人？我得了艾滋病，一个妈生的兄弟姐妹态度也不同，姐姐吓得不敢见我，弟弟非要接我去他家玩，弟弟说，姐，你有病我不嫌你。人们害怕传染，但是每宣传一次，人们对我的态度就好一点，我心里就舒坦一点，街上做宣传活动，每宣传一回艾滋病知识，我心里头就吐一回闷气。”
菊萍：“湾里人都说我是最造孽的人了，我爸卖血染上病已死，我一家兄妹四个都有艾滋病，大姐已死，我是老二，老三是妹妹，老四是弟弟，但是，我没有感到受歧视。前几天，有人到我家给我姑娘做媒，我姑娘没有艾滋病，我当时就打开窗户说亮话，说我们两个老人都有艾滋病，请做媒的人如实转告，第二天男伢就到我家吃中午饭，他长得五大三粗，是个蛮好的男伢，张口就对我说：我不嫌弃您们，我与您的姑娘过一辈子，又不是与您过一辈子。原先人们对艾滋病怕得很，经过反复宣传，现在要好一点，看来还是多宣传好。”
我问在座的几个妇女：“你们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”
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地说：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，我们心里平衡，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，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、领导和医生，还有报纸、广播电视上要多宣传防治艾滋病科学知识，多做宣传广告，多办培训班，宣传多了，人们就不会歧视我们。
